古老而灿烂的中华文化，曾经为中国及世界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卓越的贡献，其中最为辉煌的部分莫过于“易经”（注：现在通常说的“易经”即狭义的，指《周易》；它本分《连山》、《归藏》和《周易》三种，俗称“三易”，但普遍认为现存世的只有《周易》）。“易经”是中国文化的瑰宝，是中国文化中最为闪光的巨著，其对世界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。
其对不论是对军事战争、政治经济，还是堪舆风水、术数命理，还是天文历法、水文地理，还是武术气功（导引）、中医治病都有极大且深厚的引领、指导、影响作用。
而天文之星宿运行、斗转星移、甲乙丙丁、六十甲子，地理之子午卯酉、朱雀玄武、地理风水，人事之占卜用事，皆由易经之发展而来。懂其，则上知天文、下掌地理、中通人事，知变化之道，明旺衰之理。这里尤其要提到易经对华夏子孙的健康学问的深刻影响。
首先，“三易”之最早的《连山》的著作人——伏羲神农氏，为救苦难而尝百草。于是有古代医家托其名作《神农本草经》，此书深有易理之学，是中医最早的药学专著，为中医四大经典之一。
其次，“三易”之次早的《归藏》的著作人——黄帝轩辕氏，华夏民族人文初祖，对当时社会的全方位发展做出前无古人的文治武功，于是古代医家托其名作《黄帝内经》（注：有说法此作成于战国至两汉之间），这是中医学现存的第一部即最早的理论著作，位于中医四大经典之首。
《黄帝内经》充分汲取了“易经”的精华，并将其创造性地与医学相结合，使中医成为一门具有很高哲理水平的自然科学。其中的阴阳五行学说、气化学说、经络学说、脏象学说、药物归经、药的升降沉浮、四气五味，五运六气学说、子午流注学说等等，都与《易经》有着深厚的渊源。特别是阴阳五行学说，直接来源于《易经》，并在中医理论中得到了极为详尽的发挥。
著有中医四大经典之一即《难经》的战国时期“神医”扁鹊，也是深谙易理，大家大概都还能熟记《扁鹊见蔡桓公》一文中所写其断病之神奇，这就是通透易经学问在人体健康学方面的精准应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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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末年著有第一部即最早的中医临床专著《伤寒杂病论》的“医圣”张仲景，曾官至长沙太守（见《宋校伤寒论序》引唐代甘伯宗《名医录》），自是对群经之首的“五经”中的“易经”心领神会，深得其妙。其10岁拜同郡名医张伯祖为师习医，“乃勤求古训，博采众方，撰用《素问》、《九卷》、《八十一难》、《阴阳大论》、《胎胪药录》，并《平脉辨证》，为《伤寒杂病论》合十六卷” ，此为《伤寒杂病论》序中自言，也就是说充分汲取“易经”精华并充分医学发挥的理论巨作《黄帝内经》让其获益匪浅或者说是其作的指引明灯。《伤寒杂病论》是中医史上第一部理、法、方、药具备的经典，喻嘉言称此书：“为众方之宗、群方之祖”。
还有诸如著《青囊经》的外科鼻祖华佗、著《肘后备急方》的炼丹家葛洪、“布衣宰相”陶弘景等莫不是深研易经之理的人。
在中国医药学史上占有极为重要地位的唐代伟大的医药学家、被后人尊称为“药王”的孙思邈，他曾经说过：“不知《易》，不足以言太医。”这句话的意思是说，作为一个中医医师，若不懂得《易经》的话，那么他就不是一个合格的医生，也不可能成为好的医生。这里的“太医”，意即优秀医生的通称。药王孙思邈的言论表明，不通《易》则不成医，可见《易经》对中医学的影响之大、之深、之远。
而后世，金元四大家的寒凉派刘完素、攻邪派张从正、补土派的李杲、滋阴派的朱震亨，明代的温补派张介宾、相火论的孙一奎、命门说的赵献可，清代火神派郑钦安、唐容川，这些医派开山祖师或一代大医皆是易经研究与医学理论、临床应用的骄楚，都是颇得易经真谛者，他们认为易为医本或医易同宗。
因此，中医的理论基础是与中国古代的哲学思想相通的，“医易同源”就是对这种相通性的一种客观认识。故中医习用应该多学习“易经”是大有裨益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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